经典改编给艺术本身带来了什么,莫言新剧本

时间:2019-08-25 12:51来源:戏剧艺术
经典改编给艺术本身带来了什么? 在26日晚公开的《<人民文学>2018年第5期卷首、目录》中注意到,莫言将在该期杂志中发表戏曲文学剧本《高粱酒》以及《<高粱酒>改编后记》(以

经典改编给艺术本身带来了什么?

在26日晚公开的《<人民文学>2018年第5期卷首、目录》中注意到,莫言将在该期杂志中发表戏曲文学剧本《高粱酒》以及《<高粱酒>改编后记》(以下简称后记)。

——对莫言《红高粱家族》各种改编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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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剧《红高粱》最近被搬上了舞台。这是继2012年豫剧版演出后,又一对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进行改编的戏曲尝试。在延续原著小说的精神气质之外,它们都根据各自剧种的风格特点作了相应的叙事转换。九儿替代十八刀(即原著中的余占鳌)成为主角,大段或缠绵或怨愤的唱段,抒情叙事,深深地打上了剧种的烙印。比如“弱女子被坑骗你不怀怨”“日本侵略者休要赖账”,那悲怨、怒吼,是豫剧的;“小日本儿小得像小酒碗,大中国大得像大酒坛”,那生活化的用语,是评剧的。

莫言。视觉中国 资料图

  相对于戏曲,对《红高粱家族》改编更广为人知的还是影视剧。电视剧《红高粱》去年播出以来,就引发了争议。与电影《红高粱》写意的风格迥然不同,电视剧版不仅设置了多条线索和情节,增加了九儿的初恋情人张俊杰、大少奶奶淑贤和县长朱豪三等人物,场景上也是热闹的“高门大院”。对此,编剧赵冬苓解释:“电影艺术形式不要求你去仔细地编排故事,表现人物关系,它主要用意象表现精神。但对电视剧来说远远不够,我们要把人物放在一个很有烟火气的地方。”

此次的新剧本《高粱酒》与莫言《红高粱家族》中的故事密切相关,大体以此为基础进行改编。杂志卷首明确指出,该剧本是在“红高粱家族”之上的一次新的创作,“并非旧瓶装新酒”。

  文学经典被改编,有着持续的传统。在人们的惯性思维里,往往会自然而然地把改编版本与原著进行对比。但是,无论电影《红高粱》荒凉的场景、写意的风格,还是电视剧《红高粱》热闹“入世”,或者戏曲改编向剧种靠拢的自然选择,无论是视角还是趣味取向,都提供了经典改编的另一个思考角度,即经典改编给艺术本身带来了什么。

除文学样式不同外,该剧本的人物上也有大变化,性格更鲜明立体。杂志卷首写道,“九儿和余占鳌都有了新意,余占鳌、麻风病人几乎走出了小说的原本形态,而小说中并未出现的凤仙和并非主要人物的刘罗汉成为主角”。

  一个注定失败的伏击日本人汽车的悲壮故事,在莫言的原著小说中,是弥漫着死亡与抗争的血色浪漫,是蓬勃、张扬、原生状态的民间叙事。在精神层面,它是丰盈激荡的,但铺陈为60集的电视剧,在叙事上显然勉强。尽管作家肖复兴批评其“退到轻车熟路的现代剧和宫廷剧的创作旧路上”,对它新增加的人物和情节,依然表示理解,认为“加入一些新的人物,丰富前戏与后戏以及旁枝横逸的情节,增添九儿和余占鳌生存的背景高密乡间的烟火气……都是非常必要的”。他的批评与质疑,直指想象力匮乏的电视剧创作痼疾上,倒是别样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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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唱腔风格更为激越高亢的豫剧,评剧较为独特。它通俗易懂,唱念口语化,自然活泼,生活气息浓。它热衷于描述,对于环境氛围、人物相貌及穿戴打扮的评书式铺陈,对于人物关系的因由叙述,在许多经典剧目中都有体现。唱词中往往从人的头发怎么梳、挽的什么发髻、穿的什么衣裳,到是非长短、细说分明。这包含着老百姓极其朴素的认知方式和价值标准,也长期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然而,它相对静态、平面化的表意结构,多少弱化了叙事推进的广度和深度。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的气质、品格,并非表面、直观的,而是内蕴、激荡着深层的精神内容。对戏曲而言,这样的改编不可能只是故事的转述。

《人民文学》杂志发布的《〈人民文学〉2018年第5期卷首、目录》截图。

  比如,在日前举办的评剧《红高粱》作品研讨会上,专家们就认为,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中充满草莽气息、血色浪漫的传奇故事,对评剧不仅是简单的结构、语汇的转换问题,更涉及到了剧种的现代性探索的话题。戏剧评论家王蕴明指出,评剧《红高粱》呼应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主题,它拓展和开掘题材的经验也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

1986年,还是“青年作家”的莫言,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小说《红高粱》。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王蒙对这篇小说大加赞赏。

  随着现代剧场的大量建设,戏曲和戏曲观众走进现代剧场已越来越成为现实。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戏曲从过去的戏台、戏楼走来,戏曲与现代剧场的融合,以至于用现代剧场的设施和现代艺术的手段,去重新讲述中国故事,从而探求戏曲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目前并未被充分重视。中国剧协副主席、剧作家罗怀臻十分感慨地说:“近10年来,戏曲舞台上的创新越来越具有风险性。谈继承以至于守旧,都不会受到批评。但恰恰是探索、实验、创新、发展往往要冒很大的风险。因此有自觉意识、整体风格样式,甚至站在剧种发展的支点上来考虑剧种另一种可能性的创作,我感觉非常之少。”他认为,评剧《红高粱》呈现出来的舞台风貌,导演调动了各种视觉、听觉功能,努力撑起一种现代戏曲的表达,是可贵和值得敬佩的。

时隔32年,他在《〈高粱酒〉改编后记》中回忆了当年创作和发表《红高粱》的往事。

“那时我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初生牛犊,不知天高地厚,经常口出狂言,现在想起来,很是后悔。当时,学院的条件很差,我是在阶梯教室里,借着闪烁不定的灯光,完成这部作品的。”

1986年春节期间,莫言在高密获悉《红高粱》将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他回忆称,这个消息“让我整个春节假期都处在兴奋之中”。

之后,莫言陆续写了《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四个中篇,“与《红高粱》合在一起,起了个总题目《红高粱家族》,作为一部长篇出版了”。

1987年,张艺谋拍了电影《红高粱》,其中使用了包括《高粱酒》在内的两部中篇的素材。这部电影让莫言的作品获得更广泛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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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红高粱》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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