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明星制”批判

时间:2019-07-30 01:19来源:戏剧艺术
戏剧“明星制”批判 时间:2015年12月25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顾 威 焦菊隐《今日之中国戏剧》再认识 为纪念北京人艺导演焦菊隐诞辰110周年,本版特刊发戏剧导演顾威的纪念

戏剧“明星制”批判

时间:2015年12月25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顾 威

焦菊隐《今日之中国戏剧》再认识 

  为纪念北京人艺导演焦菊隐诞辰110周年,本版特刊发戏剧导演顾威的纪念文章。顾威从焦菊隐一系列谈艺录中,梳理摘选出关于“明星制”与话剧的精辟观点和论述,并结合当下话剧行业中“明星制”的一些乱象,做出了当代的阐发和个人的思考。是明星制错了还是明星错了?值得业界探讨。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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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菊隐导演的戏剧作品《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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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须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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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文姬》培养了一批真正受人爱戴的明星

  《今日之中国戏剧》是焦菊隐先生1938年在巴黎大学文学院所写的毕业论文,并由巴黎大学授予博士学位。重读论文,感慨良多。焦先生此文写的是77年前的中国戏剧,从事实出发,论述确当,鞭辟入里,是清醒之人的清醒之论。作为后辈,我们也无妨循迹观察半个多世纪后的今日之中国戏剧。本文仅就被焦先生指为“当前导致艺术及传统戏剧文学日趋没落的主要原因”的“明星制度”,做些也许并非全面的观察与批判。

  “明星制度”或曰“明星制”,“明星”在中国戏剧界由来已久,有钱有闲有势者之追捧,宫廷贵族之推波助澜,班主经营者之宣传造势,外国文化侵略之尖兵冲击,舆论界之摇唇鼓噪,政客们别有用心之调校民心,“明星制度”早在1938年前就已泛滥,而明确、公开撰文反对“明星制”的,焦菊隐应为第一人。遗憾的是,在林林总总介绍评价总结焦菊隐对中国戏剧艺术巨大贡献的研讨中,意义十分重大的反对“明星制”的观点及论述,被有意忽略了。

  唯名至上的恶习

  焦菊隐在《今日之中国戏剧》第九章结论中写道:“不消说,‘明星制度’是当前导致艺术及传统戏剧文学日趋没落的主要原因……演员们为了炫耀自己而跃跃欲试,不管他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靠着几出成功的戏,他就必然会成为一位‘明星’。而且一旦成了一个‘神圣的明星’,他就毫无疑问会被他的戏班里所有成员视为师表,他的一举一动也都自然而然地带有艺术价值。他可以任意施展他的演技,更多的是从扩大他自己的声誉出发而不考虑演出的质量问题。显然,这是一种会导致戏曲艺术丧失殆尽的危险,这是在破坏戏曲艺术的美和价值,直到使它消灭不复存在。”

  如果说在焦菊隐时代,一个演员要成为“明星”,还须得“靠着几出成功的戏”的话,今天则不必那般费事了,五花八门的方式,可让人一夜成名,加之在把“市场”奉为无形神灵的“佛光普照”下,“眼球经济第一”“收视率第一”“点击率第一”“销售额第一”“票房第一”不一而足;种种妖风吹拨下,什么均可成“星”,“脱星”“丑星”“打星”“网星”“娱星”“艳星”……“被明星”也屡见不鲜,为“轰动效应”之需,捧高、吹高、假投票、假统计、买版面……更有甚者,干脆直接“造星”,拔苗助长、无中生有、雾里看花、超女、快男、选秀、星探……花样迭出;还有衍生怪物“罪星”,明星也是人,出错乃至犯罪本不足奇,吸毒、车祸、斗殴、艳照门、涉黑、权色交易……多有耳闻,怪则怪在“狗仔们”如获至宝,渲染炒作,获罪服刑,跟踪报道,刑满复出,星光更灿,且有故意制造真假丑闻,过后再行真假辟谣,自炒自作,臭名烂名无妨。

  明星≠艺术,明星≠艺术家,前者名在先,后者艺术在先。我曾应邀为一国家级剧院排戏,剧中二号人物实为女一号,剧院派了位女明星来演,不想人家因为是二号人物拒演,无奈之下,剧院只好从外院请来一位刚毕业不久的年轻女演员来演,演员很用功,演出颇获好评。待该剧获选参加全国戏剧节评奖时,那位明星又执意要演,不但要演,还要重新做服装,又是无奈,剧院只好将那位外请的小演员换下,而且换演员也没有经过导演同意,自然还得给明星再突击排戏,给明星再重新设计制作服装也没必要导演过问了。

  腐蚀艺术机体

  和生产秩序

  焦菊隐又写道:“由于缺乏政治上的控制和社会、艺术方面的监督,演员们可以说是放任自由,他们钻了无领导、无纪律的空子而进行有害无益的竞争。”

  一个正规的国家戏剧院团,正式演员编制中的明星或准明星们,大多都已在外签约了各种名目的公司,为公司履约成了主业,参加剧院排练演出实际上成了副业,剧院的排练演出日程要以明星们的档期马首是瞻,即使这样排定的日程也并不保险,为明星档期让路而临时改变日程、取消计划乃至毁约演出合同的事也时有所见。明星们忙,即使赏光回剧院演出,有的也不能演满预定场次,首演若干场,宣传热潮或“重要”场次过后,明星们便开始撤了,去忙“更重要的”活儿去了。不过,每当有出国演出,明星们一般倒是“有空”的。一些经典或保留剧目是要经常复排演出的,为对事业和观众负责,保证演出质量,理应在复演前进行排练整理加工,这是理所应当的正常的艺术生产规律和秩序,尽管这种排练时间一般不会太长,也有事先明示,甚至有提前半年一年通知的,但由于“明星”们的繁忙,仍不能按时到场,由于明星们担纲的大多是绝对主角或主要角色,便经常会出现到排戏时,“非明星”们一大帮人都到了,而“明星”不到的尴尬,于是只好先排与“明星”无关的戏,或不得已找个替身代“明星”走场,这种排练效果可想而知。再说,“非明星”们也不是呆鹅,他们会想,主角们可以说不来就不来,我们也可以有各种理由不来,于是排演场里缺兵少将,苟延残喘,对付若干天后,有时离上台演出仅一两天,“明星”才驾到,甚至还有演出当天才到,致使演出前都没有一次完整的台上连排,就见观众了。观众不是傻子,尤其是常看戏的观众是骗不过的,第二天网上就有人指斥“你们演出前排练过吗?!”“明星制”已经严重地从院团内部腐蚀着艺术创作机体,腐蚀着艺术生产秩序,腐蚀着艺术创作的空气和队伍的团结和谐,已经直接戕害了戏剧艺术的生命。

  外出接活,本末倒置

  焦菊隐先生早已指出:“电影事业将永远是戏剧的强大对手,目前在上海、广州、香港和北平有十来个电影制片厂,而且它们在经济上有坚强的后盾,可以吸引大批的演员。”

  据说现在流行混搭,而且大有蔓延之势,甚或艺术院团与电影公司混搭也已初现端倪。明星们更加为所欲为,名利双收,剧院戏没了或只剩装样子撑门面,剧院将可悲地沦为影视的人力储备库,还何谈戏剧艺术?如果说过去戏剧院团演员出去拍影视基本还属个人行为,院团只负基本管理之责,如今好了,变身为单位行为团队动作,性质蜕变。偶尔应邀去外地排戏,有的院团已挂两块牌子,戏剧和影视,有的院团主要演员或能“活动”的人,已常年不在院团演戏,都出去挣大钱活钱去了,不得已排个戏,捉襟见肘,缺兵少将,连拉带借,或以刚毕业的学生充数,有的院团人员严重流失,大戏排不了,靠演儿童戏支撑,有的院团干脆不排戏,坐收演员和设备的合同费、出租费收入敷衍,有的院团早已名存实亡,连剧场都已改作他用。

  在近邻日本,在那个市场经济不可谓不发达的国家,著名的亚洲最大剧团四季剧团,却在入团合同中明文规定:剧团演员一律不准接拍影视或广告,违者请即自动离团。与著名导演、四季剧团艺术总监浅利庆太先生谈及此规定,这位年轻时曾是共产党员的艺术家说,演员接拍影视或广告,对戏剧艺术,对剧团各方面戕害极深极大,为了艺术质量,为了剧团生存是必要的。

  “我比天大”戕害艺术

  焦菊隐先生写道:“在一切恶习性里,最谬误的是他们对于戏剧的认识。他们不把戏剧视为艺术,看为文化事业,只以戏剧为谋生的工具。”(《桂剧演员之幼年教育》)焦菊隐指出“在这种观念之下,产生几个必然的危机……”,即个人第一,只求收入,日益商业化,抛弃综合艺术。

  媒体上常提“戏剧观”,也有所谓戏剧观之争论,然而,戏剧观之根本,在为艺术还是为饭碗,在视为事业还是视为职业,意识的根本不同,生发出的实行必将大相径庭。这恐怕才是最根本的戏剧观。

  舒绣文明星够大了吧?在《带枪的人》中扮演一句台词没有的打字员,今日之真假“明星”们,哪个肯干?不要说跑群众了,就是绝对第一主角,也要“掂量掂量”利弊得失。“戏比天大”?早过时了,如今是“我比天大”!

  叶子也够份儿明星了吧?为塑造《龙须沟》中的丁四嫂用坏了嗓子,科学与否姑且另论,其为艺术事业献身的精神可为楷模。且看今日之“明星”,多么爱惜自己的羽毛,根根都是出名赚钱的工具。当然,也有“为艺术献身”的,“潜规则”时有曝光,想来“潜”着的更多,商品交换而已。

  争名夺利 党同伐异

  被焦菊隐称为“恶习”的捧角之风,远在公元前就有,在陈瘦竹先生的文章《希腊戏剧艺术之演员与观众》中就曾写道:“……捧角之风,希腊亦古已有之。某演员登台,事先必召集同党,专在剧场中叫好,但同时又被另外一派喝倒彩,但演员亦每有藉此以得奖者。”

  我排过为数不多的戏曲,在与戏曲界各方人士的接触及耳闻目睹中,肤浅了解到,明星挑班,为明星做戏,明星决定院团命运甚至剧种命运,专为明星写剧本等等现象普遍存在。这种种实际上戕害了作为综合整体艺术的戏剧。若干年来,“明星”风刮遍演艺界,且吹向各行各业,种种“星”争相“冉冉升起”,眼花缭乱,社会风气以追逐名利为人生目的,确实极深刻地“损害”着全社会的“道德观念”。

  某地同一剧种的两位明星各率一团,展开“竞争”,明争暗斗,培植亲信,拉帮结伙,上拉领导,下联拥趸,争政治社会荣誉,告黑状,人身攻击,搞得两个团势不两立,还有多少精力搞戏?搞戏实际上也不是为艺术为观众,目的是以此压对方一头,戏剧本身已在其次,只不过是明星们争名夺利的筹码。

  一处一个明星就安稳吗?不尽然。明星带团不可避免形成团内家族亲友师承势力,亲疏有别,一切明星说了算,党的书记成了聋子的耳朵,往好里说是个橡皮图章人。选择剧目创作剧本全为明星出彩获奖,然而,“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局限,不是任何角色都可以演好的”。于是,明星的局限也就必然带来剧团甚至剧种的局限。明星们“甚至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剧作者”,为明星量身定做写戏,是带病写戏,对戏剧文学的健康发展是有害的,遗憾的是,此种扭曲的创作,或曰“打本子”,还备受某些业者和专家肯定,以为是救世良方,实乃饮鸩止渴。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焦菊隐在《今日之中国戏剧》中又指出:“这种‘明星’制度也会可悲地改变观众的审美观,损害他们的道德观念……人们由欣赏一个演员的艺术而缩小到对演员本人的崇拜,乃是不良教育的结果,这种教育使得人们看不见艺术表现的真正价值,缺乏对整体美的概念。”

  将一切希望可悲地寄托在一个或几个明星身上对戏剧艺术的传承发展极其危险,日本有一位极具盛名的大明星,红极一时,享誉海内外,她的剧团也因之红火无比不同凡响,但隐忧是,凡是有这位大明星出演的戏,观众爆棚,没有她出演的戏,少人问津,为此,大明星不得不疲于奔命,演之不辍,为了戏剧,为了声誉,为了观众,也为了剧团的生存,据说年逾八旬仍勉力登台演出,遗憾的是,待她一逝世,剧团立即陷入困境,不久也就消声灭迹了。感慨之余,更理解浅利庆太坚持四季剧团靠戏不靠演员,不靠明星,不养明星,不受制于明星的建团原则,乃是考虑戏剧事业长远健康发展的明智之举。在四季剧团艺术中心翻阅该团历年剧目演出说明书,惊讶地发现,大量演出剧目的主角都有六位演员扮演,堪称未雨绸缪,一为应对高密度演出,一为有备无患,不怕演员有恃无恐“吊腰子”跳槽。

  还有一种早已见怪不怪之怪现象:明星当官。一经蹿红成为明星,各种政治待遇便接踵而至,代表、委员、劳模、先进种种精神奖励,更有各级官帽殷殷奉上,殊不知并非是明星都有参政议政或为官领导的能力和素质,大多实属作秀,真正为戏剧艺术事业鞠躬尽瘁者少见。老实人或不得已“无为而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或勉为其难,身心俱疲,业务荒疏;或被人“忽悠”,大权旁落,后患无穷。非老实人或贪图政绩,弄权使术,投机钻营;或以一己之念,拉帮结派,制造分裂;或以权谋私,为所欲为,唯我独尊。

  “明星梦”毒害粉丝

  说到“明星”,不能不说到与其密切相连的“粉丝”,“粉丝”与“明星”相辅相成,大行其道,成为“文化”“文艺”娱乐界一道光怪陆离的狂躁风景,一个观众要是到了“粉丝”级,就如焦先生指出的“可悲地改变了”“审美观”,他的“道德观念”也已被“损害”,“由欣赏一个演员的艺术而缩小到对演员本人的崇拜”。这种崇拜是全方位的,跑调、口齿不清、形体缺陷、良与不良的习惯嗜好、个人隐私、情人、宠物、结婚、生子、生病、手术、乱搞、骂人、斗殴……一律崇而拜之,某些高级粉丝则是“宠拜”,明星犯事、涉黑、涉贪……有权者百般维护,减轻甚或免除罪责,提供蛰伏空间,待风头过后东山再起。“粉丝”成了“团”,形成某种社会影响社会势力,通过误导票房,进而误导其他非粉丝观众,正常审美观受到极大干扰,甚至也会误导明星本人。为了维持鼓动粉丝的热度和痴迷,明星和经纪人千方百计制造种种假象混淆视听。“粉丝团”和“狗仔们”娱记们,共同协力打造虚假“知名度”,形成扭曲的社会导向,制造混乱价值观,以名利代替艺术,以追星代替审美,颠覆美与丑、人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罪与非罪等道德观念。更有甚者,滋生出职业粉丝,由经理公司暗箱操作,一批拿了钱的“粉丝”或曰“托儿”们,分工明确,或疯狂呐喊,或痛哭流涕,或举牌,或冲击,或拥抱,或献花,分工不同,价钱有异。“明星”是制造的,制造明星的也是被制造的,偌大一个娱乐圈,何止一个假唱!

  “明星梦”不止明星们在做,粉丝们在做,更可悲更危险的是领导官员们在引领着做。各级官办、半官办、潜官办的节庆、晚会,各种名目如“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演出”,给“明星制”添油加码,不惜高价必请明星,明星的天价身价,靠老百姓是抬不起来的,明星做招牌,官商勾结,哄抬明星身价和演出票价,制造市场混乱,乱中大捞“文化产业”横财。中国演出票价之昂贵,世所共知。这里,又不能不提及浅利庆太和他的四季剧团,2006年11月随《雷雨》赴日本参加中国文化节,在四季剧团的“秋”剧场演出,了解得知,四季剧团演出票价的定价原则是,最高票价相当于当年大学毕业生工资的二十分之一,开始还有些不信,暗中察看了他们当年演出的多份海报,证实所言不虚。记得1963年我毕业时的工资是48元,看戏的最高票价是0.8元,是六十分之一。

  明星并非全能角色

  “明星制”飙升天价票价,难以逾越的高票价门槛,把大多数潜在观众挡在剧场之外,欣赏艺术成了新贵、精英、小众的专利。拥有明星的院团不可能戏戏都有明星撑台,没有明星的戏未必不是好戏,就艺术综合整体性而言,还很可能更胜一筹,但在“明星制度”作祟下,就不可能受到欣赏和应有的评价,这是对艺术健康发展的极大戕害。而没有“明星”的院团,就将陷入干好干坏总之不得好的尴尬境地,不得不寻觅各种非艺术的生存之道。有人会说,明星有票房号召力,是有,当然也并不尽然,若干年前,有一个院团集中了十几位明星隆重推出一出外国戏,结果落得惨败。即或靠明星赢得了眼前的票房,但从戏剧艺术的长远健康发展看,却是得不偿失。

  明星并非全能,不是任何角色都能成功出彩,戏剧舞台能量有限,难以成就明星,多数戏剧影视两栖明星是靠影视起家,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似乎一个演员一旦影视上成了星,回到舞台上也变成了全能,非主要角色不演,适合不适合全能来,即或不适合,也能将角色改造得服从演员,让剧作人物变了味儿,从而犯了演员创造人物形象的大忌,演员在舞台上不是塑造人物而是表现自己。“一旦演技成功,生活优裕,便会目空一切。专家的意见是绝对不会接受的,他们认为那全是空话。而且自己的技艺已能号召,便以为此外一切都不足道。个人思想和行为方面,也发生一种傲慢的现象……这种无意识的想法,一半是知识缺乏所致,一半是狭视了戏剧使命。”

  虹吸其他戏剧工种

  焦菊隐1961年在中央戏剧学院做的报告《谈导演的矛盾》中说:“我认为,舞台各个部门中搞设计、装置、制作以及管理等所有的同志都是艺术家。他们的操作也应是艺术的而非纯技术的。”

  “明星制”把从事集体综合创造的戏剧艺术家们分成了三六九等,从而引发了创作集体内部的诸多不公,有的部门甚至实际上被视为可有可无,可以随意顶替换人,遇上出访演出如有名额限制,首当被限制掉的,往往都是被认为可有可无的部门人员,为所谓机会均等,可以随意换掉一直跟戏的熟人,换上完全的生手,弄得出访前甚至演出前合成工作手忙脚乱,影响演出质量。更不靠谱的是,挤掉艺术人员,顶上的却是作为福利待遇安排的非艺术人员,出访中没有任何实际工作,带了一批游览购物游手好闲的“演出团员”。而被刷下来的艺术人员,身心伤害极为严重。

  焦菊隐在《以‘提示’做敬礼》中就指出:“排演剧本应打破‘明星制’,而要着重‘群戏’,一面可以免除演员畸重畸轻的陈弊,一面破除观众‘捧角’的恶习。”转年,他在《桂剧之整理与改进》中再指出:“群众的表演,在旧剧里原也占重要位置。近年来明星制之盛行,使配角及上下手、宫女、丫环、院子、龙套等,都失去做戏的机会,通篇戏剧,只见到一两个角色去撑持;忽略次要角色的重要,就忽略了红花绿叶的烘托原则……以后应当一面提高群众在桂戏里的地位,一面使主角轮流扮演次要角色,以提高剧中每一个人物的地位。要去矫正并阻止明星制更甚的发展,今后桂剧应当多排‘群戏’。”

  近来听说,在某些评职、评奖中,只评所谓一路角色,只评红花不顾绿叶,以演小角色著称于世的如黄宗洛等表演艺术家,放在今天,必将永远与一级、获奖无关。

  毒害戏剧教育

  焦菊隐1940年在《广西教育研究》上发表的《艺术教育管窥》中说:“艺术教育实际有三个同等重要而又相互联系的使命:一要学生获得精到的技巧,能灵活自如地运用此技巧以发挥其艺术意识;二要学生将来能孕育民族艺术的意识,借精到的技巧以发挥民族文化的伟大精神,进而依据此意识以创造新型艺术;三要学生能知道怎样以艺术为工具来辅助国家教育政策,推行艺术教育。倘不能兼顾到这三方面的重要性,结果一定会有畸形的发展。”后来,他在《旧时的科班》一文中又指出:“旧戏明星制的养成也是由科班时代开始的……科班后期训练差不多可以说是专在培养几个未来名角,明星制早已开始形成了。”

  我有幸兼职过北京几所戏剧院校表演系的教席,耳闻目睹之种种怪像,令我目瞪口呆。报考的学生几乎全为实现明星梦而来,有人公开说,有人嘴上不说心里想的也是那么回事。媒体冠以“未来之星”,学生及家长则认为一旦被录取便由此踏入星门,真正的戏剧艺术并不在他们考虑之内,或只视其为摘星的捷径跳板。录取的学生几乎清一色俊男靓女,记得41年前我上表演系时,班里还是生旦净末丑,高矮胖瘦各戏路均有,考虑戏剧艺术的实用人才,现在目标简单明确,专司培养俊靓明星,别无他顾。也确有实惠,不是有“星爸”“星妈”的光环吗,院校也可以此招徕更多的追梦孩子。院校争打明星旗,不一而足。某年,院校院庆,历届学子赶回北京共襄盛举,令人失望的是,院庆大打明星牌,“明星”们被请上座上上座,以戏剧院校出了几个影视明星而大肆炫耀,高等学府的院庆,成了“明星”秀,文化学术单位成了吆喝商铺,令人心寒。

  为及早出头,学生们从二三年级就开始不安分,星探乱窜,剧组找人,豪车接人,甚至夜不归宿,上午上课偶有惺忪迟到,称病请假,无故不到,同学遮掩或完不成作业,混课,不一而足。说是学戏剧,眼睛盯着影视,都不傻,那边出名得利快。“民族艺术”“民族文化”“国家”“人民”意识的培育,早已不重要,直奔实现明星梦主题。

  “明星制度”是戏剧艺术肌体中的毒瘤,可悲在溃烂之处视若桃花,狂躁时代扩而散之,早已传染成社会病,中外概莫能外。警惕,面对“明星制度”精神海洛因的疯狂。人类要明智选择。

(图片由北京人艺提供)

  一部话剧的全部投入可以只有2000元,一场演出的全部演员可以只有2个人,一位演员每场演出费可以只有30元。

  曾经150多人的话剧团,如今只剩下18个人。

  用宝鸡话说,娘娘,这团太穷咧!

  但,他们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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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骥/摄影

  守望基层院团

  一次小小的著作权争议,背后是一个基层院团举步维艰的生存现状,宝鸡市话剧团正在做的事,让我们看到什么是艰难,什么是坚守。

  关注持续一年

  ● 2013年3月25日,《中国艺术报》刊登知名编剧邹静之专访,文中涉及作品《我爱桃花》的演出,邹静之谈到“西安、宝鸡、江西、贵州等地排演《我爱桃花》未付稿酬”。宝鸡市话剧团导演冯子夏见到报道后,发微博道歉。

  ● 2013年4月8日,《中国艺术报》刊登记者怡梦的跟踪报道《惠民话剧无力付酬,知识产权如何维护?》,采访宝鸡市话剧团导演冯子夏、编剧张骥,介绍了宝鸡市话剧团在资金严重匮乏下,响应惠民号召,坚持公益演出,剧场条件简陋,演员生活困难。邹静之了解情况后也以积极支持态度申明维权底线:“给张节目单就行。”

  ● 2013年4月15日,北京人艺艺委会委员张帆看到《中国艺术报》相关报道后,专门致信宝鸡市话剧团,对于基层院团的困难深感难过,对其艺术追求和公益演出的坚守表达强烈精神支持。

  ● 2013年年底至2014年年初,本报记者再次关注“宝话”,发现宝鸡市话剧团的公益演出暂时停演,于是再度连线编剧张骥,了解其停演原因及现实困难。

澳门新葡亰赌全部网址 ,  ● 2014年3月,宝鸡市话剧团的公益演出恢复,本报记者深入宝鸡市话剧团,与“宝话”导演、编剧、演员、观众以及相关负责人交流,体验他们的工作、生活和演出情况,现场感受一个基层院团的生存困境和努力坚守。

  一

  月底演出前最后一场彩排结束,时间已近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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